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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以来，女性所面临的“家庭还是事业”选择困境从未改变。
#1
克劳迪娅·戈尔丁：从哈佛首位女性终身教授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学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也是全球最有名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戈尔丁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性别经济学、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注重结合经济史数据，通过过去的视角来解释现在，并探索当前问题的根源。
戈尔丁最为人所知的研究是她关于美国经济中女性角色的历史研究。她认为生活中女性总是在不断地支付或多或少的“性别成本”，这源于女性被轻视的历史以及人们对女性错误的认识。
2021年，戈尔丁出版《事业还是家庭？》一书，回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发现现今社会持续存在的性别收入差距的背后，是百年来女性所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家庭还是事业”的选择困境。
2020年，由于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戈尔丁获得经济学领域年度“引文桂冠奖”。“引文桂冠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普遍被认为达到“诺贝尔奖级别”，该奖项也有“诺奖风向标”之称。因此，戈尔丁也一直被认为是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之后，最有实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2023年，戈尔丁不负众望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三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单独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丁与丈夫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 Katz）相识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国家经济研究局。此后，二人聚焦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历史及其与教育进步的关系，携手开展了诸多研究。
2008年两人共同出版在该领域影响颇深的《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一书，该书被已故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誉为“代表了经济学所能贡献的最好的东西”。
时至今日，性别不平等仍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无数新情况的出现亦在挑战既有的理论研究。戈尔丁就像她多年来所研究过的那些女性先驱一样，带着在不确定的未来实现性别平等理想的期望，在探索答案的过程中前行，“旅途漫漫，长路伸向远方”。
#2
女性地位提升了，为何收入差距依然存在 ？
尽管20世纪经济飞速发展，就业妇女比例不断上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缩小。
202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戈尔丁，以表彰她“推动了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了解妇女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多亏了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戈尔丁深入研究了两百多年来职业女性角色的变化，以及男女薪酬差距持续存在的原因。她侧重于从实证角度分析女性就业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因素，在该领域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论文涉及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教育水平对女性婚后随夫姓的影响，以及妇女就业的新生命周期等。
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作用并非随时间直线上升，而是随着社会规范和妇女自身对职场和家庭前景的看法而起伏。其中一些因素是在早期形成的，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如：女性将有偿工作和家庭结合起来的机会、与教育和子女有关的决策、技术创新、法律和规范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等等。
劳动力市场由不同世代、不同阶层组成，他们在做出人生选择时面临不同的环境。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戈尔丁发现，百年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地位显著提升，选择范围日益拓宽。昔日，她们常须在事业与家庭间艰难抉择，而今更多女性得以二者兼顾。尽管二者兼顾的女性数量在增长，女性根据期望做出了选择，但这种期望后续可能仍然很难实现，男女收入差距依然存在。
#3
\"贪婪的工作\"VS.\"伴侣公平\"：谁在为家庭牺牲？
戈尔丁认为男女收入差距问题的罪魁祸首必须从两个方面寻找：一个涉及普通夫妇就如何分担育儿责任做出的决策；另一个涉及工作时间灵活性的成本，这限制了所有夫妇的选择。对此，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基于性别收入差距重点探讨了“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和“伴侣公平”之间的矛盾。
戈尔丁参考了大量研究，她指出如今男女收入差距并非源于女性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即同工不同酬），也非源于女性职位的选择偏差（即使女性的职业分布与男性相同，最多也只会消除三分之一的工资差），而是因为出于家庭利益考虑后的自主选择，女性缩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极其接近，男性和女性几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学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毫不意外，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戈尔丁表示。
与此同时，“贪婪的工作”也让“伴侣公平”变得愈发不可能。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中，许多行业都希望雇员能够随时待命，能够灵活应对雇主的要求。这些“贪婪的工作”带来的工资溢价越来越高，进而让“伴侣公平”的代价变得十分高昂。
“父母都可以为家事待命，夫妻的机会总归是平等的。但这对一个家庭的成本有多高？很高！加班、周末或晚上也在工作的人可以挣更多钱，甚至时薪都明显更高。”戈尔丁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潜在收入，一方要在办公室承担耗时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业上做出牺牲，承担耗时的家务劳动。无论性别，后者的收入都会减少。”
显然，代价往往由女性承担。
“我们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性别平等时代，但在某些方面，大家仍然生活在黑暗世纪。人们的工作结构和照护机制还秉承过去的遗风，只有男人可以同时收获事业与家庭。我们整体的经济囿于老旧的运作方式，受到原始责任划分方法的重重阻隔。”戈尔丁感叹道，“经营一个家庭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人意识到通往公平竞争环境的最后障碍居然是工作结构和我们的照护机制。”
戈尔丁亦探讨了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伴侣公平的可能方向。以工作结构变化为例，可以提高雇员之间的替代性（这是降低长时间和随叫随到工作的过高时薪的关键），提高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以及提供更好的信息传输。这些变化的共同点都是：降低时间灵活性的成本。
以上内容摘自，有删减 。
戈尔丁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性别平等的推进不仅关乎观念，更关乎制度、技术与时代的变迁。《AI、通胀与武器》一书中收录了《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与戈尔丁的访谈，在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女性的影响。对于关心女性议题、社会公平与未来趋势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将带来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个三八妇女节，让我们从历史的深处走向未来的前沿，思考“她”的选择，也思考“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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